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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EA方法的我国西部旅游扶贫效率研究

来源:星海花树旅游网   日期:2019-03-09

引言

自1991年贵州率先提出“旅游扶贫”口号以来,旅游扶贫模式便在全国逐步推广开来,并被纳入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成为我国扶贫减贫的重要方式。自旅游扶贫模式开展以来,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投入端”的问题,如旅游扶贫政策、扶贫机制设计等一直是相关研究的热点,并且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如在旅游扶贫模式研究方面,针对研究对象自身资源、区位以及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学者提出了多种发展模式。但是,近年来学者将视线转移到旅游扶贫“产出端”时,却对其减贫的真实效果产生了诸多质疑。研究发现,虽然旅游扶贫工程如火如荼地开展,但是有些贫困人口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因此,我国学者也逐渐将研究视角转向旅游扶贫绩效或效率,并积累了部分成果。但是现阶段,基于投入产出角度的旅游扶贫效率研究成果仍十分缺乏。因此,针对特定区域的旅游扶贫效率的分析还是扶贫研究中一个较新的领域,而且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应用上,也存在明显的不规范、模型构建错误等关键性问题。基于此,本文以我国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并分析2008-2016年西部地区旅游扶贫效率特征,最后为进一步推进西部旅游扶贫开发提出有效对策。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区贫困特征

本文以我国西部地区为实证样本,分析该区域2008?2016年间旅游扶贫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地区划分标准,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个省份。西部地区国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1%,虽然总人数仅占全国的30%左右,但贫困人口的比例超过了全国贫困总人口的50%,平均贫困发生率也是全国的近2倍,见表1。中国的贫困主要在农村,而农村的贫困主要集中在西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集中、地理条件恶劣、交通闭塞等条件,导致其贫困问题格外严重,贫困人口多、程度深及返贫率高等特点突出。2011年我国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该区域所包括的680个贫困县中,70%以上位于西部地区。随着近年扶贫工作的大力开展,以及大量扶贫资金的投入,西部地区减贫攻坚也取得显著成效:贫困人口由2013年的4 209万减少到2015年的2 914万,平均贫困发生率也由2013年的16.1%下降到2015年的11.1%。但是,2015年,广西、四川、贵州和云南的贫困人口数量仍超过了400万;西藏的贫困发生率最高,为18.5;重庆的贫困发生率最低,为3.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收入方面,2015年西部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 093元,增速为9.6%,高于东部的8.8%和中部的9.1%,东西部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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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西部地区旅游扶贫效率进行测度。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由Charnes等提出,研究多投入多产出间相对有效性的非参数技术效率分析方法。该方法无需构建相关生产函数,与传统的方法相比,在消除量纲误差、设置权重、处理复杂关系以及可操作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依据DEA理论,采用规模收益不变的C2R模型可以得到旅游扶贫综合效率(Overall Efficiency,OE);采用规模收益可变的BC2模型可以排除规模的影响,得到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TE),进而依据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值分离出规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SE),三者关系为OE=TE×SE。

(三)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在我国西部旅游扶贫效率测度分析中,本文构建如表2西部旅游扶贫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其中,“恩格尔系数”可以说明居民的收入水平高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标则体现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即贫困人口倾向特征。该指标体系不仅丰富了指标的选取来源和数量,而且在测算上更能体现旅游扶贫的核心思想,结果也更有说服力。本文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国扶贫开发年鉴2016》《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2016》《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关于部分数据的处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2014年起,我国不再统计农村人均纯收入指标,因此,2014-2016年的该指标数据由当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推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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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部旅游扶贫效率时序变化特征

(一)综合效率时序变化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本文利用2008-2016年我国西部12省份的相关投入产出指标,获得旅游扶贫综合效率值,如表3和图1。通过统计结果,总体来看我国西部12省份的旅游扶贫综合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不均衡特征明显,这也与王英等的研究结论一致。2008-2016年期间,宁夏、内蒙古和新疆基本都处于有效率状态,说明这3个省份的旅游产业发展对当地经济贡献度最高,扶贫效果最明显。其他9个省份的旅游扶贫综合效率较低,表现为无效率状态。其中,重庆的综合效率实现小幅度提升,由2008年的0.38提升至2016年的0.45;甘肃旅游扶贫综合效率下降最快,由2008年的有效状态下降到2016年的0.63,仍低于西部平均水平;贵州的旅游扶贫综合效率最低,2016年仅为0.22,说明贵州在旅游资源的利用能力及利用效率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从平均水平来看,我国西部地区旅游扶貧效率的均值为0.64,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宁夏、内蒙古、青海、新疆和甘肃高于平均水平。从变化趋势来看,我国西部旅游扶贫的平均效率从2008年的0.72下降到2016年的0.58。12省份中,除宁夏、内蒙古、新疆基本处在有效状态以及重庆实现部分效率提升外,其他省份均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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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因来看,我国西部旅游扶贫效率形成上述时序特征主要受多方面影响:(1)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且呈持续下行趋势,实体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从而导致居民收入水平增速放缓。因此,尽管基于全域旅游模式的旅游产业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但从投入产出角度测算的西部旅游扶贫效率总体仍呈下滑趋势。(2)我国产业结构处于优化升级阶段,第二产业产能过剩导致部分劳动力失业,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移,就业门槛提高。而我国贫困人口多为低学历、低技能水平的农村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格局必然增加了他们的就业难度,甚至出现因失业而“返贫”现象,极大降低了旅游扶贫效率。(3)有学者研究指出旅游产业发展在积极扶贫减贫进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郭鲁芳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水平、资源禀赋以及交通条件等门槛变量,会对旅游扶贫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4)贫困地区的“老龄化”“空心化”以及“留守”等问题,也加大了我国西部旅游扶贫的难度。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增多,本地中青年劳动力减少,导致旅游扶贫中产业发展不起来、市场不景气等问题突出。旅游扶贫产业缺少了劳动力基础,扶贫效率也就十分有限。(5)我国扶贫攻坚取得阶段成果后,仍未脱贫的人口大多贫困程度较深且自身发展能力不足,越往后脱贫成本越高、难度越大,旅游扶贫效率也会出现下降态势。除此之外,基础设施等投资减贫效应的时滞性等问题也影响着旅游扶贫效率的提升。因此,综合多方面原因,导致我国西部旅游扶贫效率呈现出如图1分析的时序特征。

(二)分解效率对综合效率的贡献分析

根据数据包络分析原理,综合效率包含2个分解效率,即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且综合效率值为两者的乘积。因此,综合效率与各分解效率之间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本文将测度所得的2008-2016年我国西部旅游扶贫综合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以综合效率为横轴、各分解效率为纵轴,建立二维有序坐标对散点图,如图2所示。根据散点图中散点接近45°对角线的位置远近,判断各分解效率与综合效率的相关性及贡献大小。散点越接近45°对角线,说明该分解效率与综合效率的相关性越强,对综合效率的解释能力即贡献越大。通过图2的结果可以看出,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散点接近45°对角线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分解效率对综合效率的贡献差别明显。其中,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的贡献更大,说明我国西部旅游扶贫综合效率受技术效率的影响大于规模效率,旅游产业的规模扶贫效应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本文进一步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2008-2016年我国西部旅游扶贫综合效率与各分解效率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78 5和0.436 1,这也验证了图2的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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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08-2016年统计数据,利用数据包络方法,分析了我国西部旅游扶贫效率时序和空间维度的分布差异特征。首先,基于产出导向的C2B和BC2模型测度了我国西部旅游扶贫效率的时序变化特征,发现我国西部各省份的旅游扶贫综合效率在时序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2008-2016年期间,内蒙古、新疆和宁夏一直处于有效率状态,重庆实现小幅度提升,而其他8个省份均呈下降趋势。而从原因来看,本文认为我国经济下行态势、产业结果造成的就业门槛提高以及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等问题,是导致我国西部旅游扶贫效率呈下降趋势的重要原因。其次使,通过分解效率对综合效率的贡献分析发现,与规模效率相比,技术效率与综合效率的相关性更高,说明我国西部旅游扶贫的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的影响更大,贡献更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提升我国西部旅游扶贫效率。第一,提高精准识别,提升精准扶贫效率。经过近年脱贫攻坚,我国已由原来的“漫灌式”的粗放型扶贫模式转向精准扶贫模式。但当前,剩余贫困人口多分布于贫瘠地区或偏远山区,扶贫压力仍旧艰巨,这更需要我国提升扶贫精准度,不断推进人口精准、政策精准、资金精准和项目精准等。第二,实施技能培训,推行“造血式”扶贫。在一些适合开展旅游业的贫困地区,当地可依托旅游资源,实施本地旅游产业化政策,这样不仅可以留住本地劳动力,而且也可以提升贫困村的经济活力。在旅游扶贫实施中,相关工作人员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贫困劳动人口的职业技术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发挥当地人口的能动性,积极拓展旅游与脱贫相结合。“造血式”的扶贫模式,为长久脱贫以及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提供了科学有效途径。第三,丰富旅游扶贫参与机制,拓宽贫困人口参与途径。旅游扶贫,不是单纯的“企业化”和“产业化”,更应该关注贫困人口变化,包括能力提升、权利分享以及生活质量提升等。最重要的是,通过开展旅游扶贫,要使贫困人口能够依托旅游企业及产业,参与本地旅游经济活动,如旅游服务、旅游商品经营以及农家乐等餐饮企业经营等,真正实现产业帮扶、贫困人口参与以及脱贫效果可持续的良性脱贫模式。第四,坚持多元参与模式,提升旅游扶贫活力。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实现与社会、市场的协同参与。旅游扶贫工程,应积极动员社会组织、民营企业以及公民个人广泛参与进来,实现多维角色联动合作。同时在准入机制上,政府部門应积极有效引导企业参与,规范企业行为并从制度上保障贫困人口的利益分配和脱贫目标。第五,提升旅游扶贫资源、资金以及政策的实施效率。我国西部地区仍需不断扩大旅游产业规模,提高扶贫规模效率,结合产业技术效率共同提升旅游扶贫综合效率。

(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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